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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稅收新政看國際宏觀政策協調必要性
欧美三级      中科視點       時間:2017-7-21


        2017年4月26日,美國政府公布新稅收改革方案,包括企業所得稅稅率的大幅下調,從35%下調爲15%;個人所得稅稅率的簡幷,由7級累進所得稅减少到僅有10%、25%和35%三個等級;個稅標準扣除額上調100%;取消遺産稅和最低替代稅等;另外還有徵收懲罰性關稅政策等內容。美國新政府把這次稅改的目標定爲:刺激美國經濟,增加就業機會;簡化冗繁稅制;减輕中産階級家庭負擔;降低企業稅負等。
        歷史上美國共和黨政府就有减稅的傳統,歷史上較大規模的减稅,包括1981年和1986年裏根政府采取供給經濟學派的建議,兩次實行大規模的减稅政策。本次特朗普政府新稅改力度可謂空前,如果能够順利實施,勢必産生較大的影響。根據此前公布的施政方案,美國新政府計劃出臺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支出規模將達到1萬億美元。新政府希望一攬子財稅政策給相對疲弱的美國經濟帶來一定的提振作用。顯然,美國新政府把推動經濟增長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到財政政策上。
        美國新稅收政策出臺有其複雜的經濟社會背景
        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復蘇乏力。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在美國國內被稱之爲僅次于1929年大蕭條的“大衰退”(GreatRecession)。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在其爆發後近十年時間裏,美聯儲三次出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祭出直升機撒錢式的購買資産計劃,但是美國經濟因缺乏新的增長動力而復蘇緩慢,平均經濟增長率只有1.3%。上届奧巴馬政府曾經提出振興美國製造業,但是高昂的勞動力成本制約了復蘇計劃。
        貨幣政策效應遞减。在兩次石油危機之後的歐美經濟遭遇滯漲難題後,拋弃了凱恩斯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經濟學以其理論完整性贏得了主流地位,在新宏觀經濟理論中,貨幣政策成爲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工具,在新古典理性預期框架下,財政政策會因爲李嘉圖等價效應而抵消,當前美國宏觀經濟政策中的主要工具是貨幣政策。美聯儲成爲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操盤手,但是歷經多輪的貨幣政策操作,美國經濟復蘇依然遲滯,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重新進入决策者的視野。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宏觀經濟學面臨來自內外部的强烈批評,對國際通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模型質疑的聲音不斷,對理論上臻于完美的一般均衡體系的現實實用性提出質疑。一些有較高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像羅默對宏觀經濟學中數學的濫用提出强烈批評。
        歐美國家平民主義呈抬頭之勢。在美國經濟復蘇乏力、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增長勢頭强勁的背景下,歐美等傳統發達經濟體影響力持續下降,其國內産生濃厚的失落情緒,政策內向的呼聲增加,貿易保護主義思潮抬頭。這直接導致沒有從政經驗的美國新總統特朗普的上臺,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國政治傳統。歐洲多個持有民粹主張的政治人物獲得了數量空前的選民支持。平民主義背景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值得高度關注。平民主義濫觴的一個直接後果是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抬頭,新政府打出美國優先的口號,新政府施政數月來,努力實踐競選時的承諾,對主要貿易夥伴施加强大的壓力,采取在邊境建立高墻等措施,相繼推出基礎設施重建計劃和大規模减稅計劃。這對國際宏觀政策協調勢必形成衝擊。
        美國新稅收政策可能産生溢出效應
        新稅改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機制是多方面的。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减稅擴支政策是典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現代宏觀經濟學認爲,財政政策發生作用是有嚴格前提的,從經濟增長視角看,减稅擴支財政政策應該顧及到預算的可持續性。雖然降低稅收能够增强企業競爭力、提升勞動意願、改善基礎設施有利于經濟增長。但是因爲减稅也可能削弱政府對醫療和教育方面的支出能力,從而影響到對增長有重要貢獻的人力資源投資以及經濟結構的調整。從經濟周期視角看,决策方應該判斷是否遇到了需求衝擊,包括需求不足、就業不充分等;擴張性財政政策將對經濟周期産生重要影響,如果處于經濟衰退階段,逆周期的財政政策作用將會更爲顯著,而如果處于經濟上升周期,那麽財政政策應該增稅降支。目前美國失業率降至5%,經濟增速在3%左右,總體上處于回升階段。此時出臺擴張性財政政策應該說不是最佳時機。
        如果新稅改方案得以實施,美國政府將面臨巨大的預算壓力。2016財年的美國財政赤字已經達到5900億美元,政府債務餘額接近20萬億美元,國債負擔率達到105%,財政可持續性面臨極大挑戰。根據拉弗曲綫,减稅之後,經濟增長帶動的稅基擴大可以彌補稅率下降帶來的减收,但是如果財政刺激政策不能達到預期效果,財政擴張政策將難以爲繼。而在最新的2018財年預算報告中,政府提出野心勃勃的計劃,要利用十年時間實現預算平衡。聯邦政府團隊對减稅刺激效應測算則被指過于樂觀,被認爲有重複計算成分。對預算不可持續性的擔憂,將使新政府的稅收改革計劃在國會遇到强大阻力,其出臺的過程將一波三折。
        美國稅收新政一旦實施將給世界經濟帶來一定衝擊。美國政府大幅度下調企業所得稅至15%,已經低于大多數主要經濟體,將吸引美國跨國企業回歸本土,還將帶動國際資本的回流以及高端人才向美國聚集。美國企業回流和資本回流效應將削弱相關國家的復蘇能力。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增長具備一定的拉動效應,會通過進口對世界經濟産生刺激作用。伴以美國保護性的關稅政策,這種拉動作用將會大打折扣。
        應該繼續加强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亟須加强,因此G20會議應運而生。財政稅收一般被定義爲國家主權行爲,宏觀財政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往往沒有引起足够的重視,實際上,宏觀財政政策同樣具有溢出效應,它會産生兩種政策後果,睦鄰的或者以鄰爲壑的政策效應。美國通過大幅度的降低企業稅收,形成稅收窪地,吸引國際資本和跨國企業的回流,如果主要大國競相减稅,勢必形成惡性稅收競爭,:Φ饺?蚝暧^經濟穩定。
        各國稅收政策的差异導致跨國公司利用政策漏洞跨國避稅,避稅天堂國家成爲企業的重要注册地。因此,BEPS協議成爲當前宏觀經濟政策領域的熱點。主要是避免跨國公司利用利潤轉移侵蝕稅基,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爲這種跨國避稅提供了更多樣的工具。2017年6月,中國政府簽署BEPS協議,幷將在2018年正式實施。
        當前情勢下,國際社會應建立常態化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預判國際宏觀經濟形勢,評估大國國內政策的外溢效應,爲全球經濟共同提供國際公共物品,繼續利用好G20等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平臺,就宏觀政策保持討論。像美國政府减稅的此類大規模財政政策就應在出臺之前與相關各方充分交流、交換意見,把對國際經濟的正面影響發揮到最大,同時努力把負面影響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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